2007年，28歲的馬兆遠站在了岔路口。

那時的他是一名博士后，在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和馬里蘭大學聯(lián)合量子研究所，那里大佬云集。他所在的是1997年諾獎得主William Phillips的實驗室，但馬兆遠的研究并不順利。

尤其是，當他看到了真正的科學家是什么樣子的——他們心無旁騖，把研究當成生活的樂趣，沒有把拿諾獎這件事當成人生的追求。一直以來心高氣傲的馬兆遠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并不具備這樣的精神境界。他隨即進入了一種虛無的狀態(tài)——自己從小被灌輸的信念是，拿獎才是追求，可是一旦看到諾獎跟自己這輩子絕緣了，一種巨大的失落和彷徨撲面而來。他開始懷疑自己本來的追求。

再三反思后，馬兆遠發(fā)現(xiàn)了一個可怕的事實：他是靠著物理競賽從太原來到了北京，敲開了北京大學的大門，繼而進入英國牛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再到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做博士后。原來當年的物理競賽對他而言更像是一塊敲門磚，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朝著一個看似功利的目標而去。

那并不是真正的熱愛，用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話講就是，他過分強調了成功，卻將與成功相關的活動放到了對立面。

馬兆遠想離開物理了，他渴望真正的自我實現(xiàn)。

2009年，馬兆遠回國以后建設的第一個超冷原子平臺。

大轉身

當年馬兆遠是認真的。看到身邊很多人去了華爾街，他也想試試。

他申請到了華爾街的職位，同時也拿到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后offer。如何選？

正好牛津的導師Keith Burnett教授來到美國。他向導師求助：“如果我放棄物理，去華爾街，你會不會失望？”其實Keith當時也正面臨職業(yè)轉變——不再擔任牛津大學數學、物理與生命科學部主任，即將前往謝菲爾德大學做校長。他告訴馬兆遠：“只要你覺得開心，我就會支持你的決定?！?/span>

這讓馬兆遠很是欣慰——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人們并不覺得，離開耕耘多年的物理學是對師門的背叛。

不過思忖再三，他還是決定留在物理領域，“要不再換個環(huán)境試試”。他的下一站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馬兆遠于2009年回國，加入了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這時候的馬兆遠才30歲，他看起來光芒四射。

在中國科學院的6年間，他為天宮空間站設計了世界上第一個宇航空間站超冷原子實驗平臺，并承擔了其中物理單元的總體設計和空間中玻色子與費米子相互作用的研究工作。毫無疑問，如果按照既有路線走下去，他的前途坦蕩開闊。

然而2015年，馬兆遠轉身出走了。

他給出的理由是，頂尖的物理學研究是需要童子功的，“好的工作是35歲以前做的。沒辦法，你到了這個年齡段就得退役”。

這一年，他再次見到了導師Keith。他得知，Keith在謝菲爾德大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該校與波音等多家企業(yè)聯(lián)合，搭建了一個制造業(yè)企業(yè)研發(fā)機構——先進制造研究中心（AMRC）。正是這個機構的崛起，幫助謝菲爾德這座英國老工業(yè)城市煥發(fā)生機。

馬兆遠眼前一亮，一個新的機會擺在了眼前。2015年的中國制造業(yè)面臨轉型升級，而作為整個歐洲再工業(yè)化的標桿，謝菲爾德模式或許對中國意義非凡。他決定離開物理圈，加入謝菲爾德大學，擔任AMRC智能制造教授。這位實驗物理學家打算把謝菲爾德大學的經驗梳理出來。

他開始促進清華大學和謝菲爾德大學的合作，希望這個模式在中國落地生根。2018年，他加入清華專門干這件事。

“世界的邏輯”

可惜，現(xiàn)實比馬兆遠瘦削的臉龐更有骨感。

Keith當年能做成，是因為他有著非同一般的資源調動能力。中國的情況不一樣。馬兆遠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沒有成為現(xiàn)實。那時，國內高校教授大都專注于論文發(fā)表，并不熱衷于這種宏觀項目。同時，馬兆遠還發(fā)現(xiàn)，自己個性上的缺陷導致他很難真正進入一個行政體系去做事。換言之，他高估了自己的動員能力，以及調動周圍資源的能力。

從2015年到2022年，馬兆遠躬身入局的結果，只是出版了《智造中國》這本書，那是2022年1月份出版的。作為一個獨立的學人，“著書立說”是他更好的選擇。

同年，他加入了南方科技大學，擔任自動化與智能制造學院長聘教授。因對智能制造的研究，他同時成為該校商學院的兼職教授。

他的科研轉向了人工智能。在南方科技大學，除了具身智能研究之外，他把更多的關注放在了引導年輕人的思想上來。

馬兆遠一直在審視諾獎。他的看法是，中國人很難獲諾獎的原因之一是，“當我們踏入一片知識的荒原需自行開拓時，常常不知所措，因為我們不清楚自身的起點，也不了解如何建立新的學問體系”。于是，他開設了一門選修課，名為“人工智能的邊界”。正是這門課，成就了他今年出版的這套《世界的邏輯》（上下冊）。

他本來的考慮是，以人工智能為切入點探討人類的理性從何而來，可沒想到一發(fā)不可收。他的課，從古希臘的古典理性講起，從人類走出非洲講到語言的誕生，從維特根斯坦講到羅素，從基督教文化講到現(xiàn)代科學，從哥德爾不完備定理講到圖靈機……他發(fā)現(xiàn)，原來的課程名字已經不能涵蓋所講的范疇，于是改名“科學邏輯課”。

馬兆遠的課不拘一格。他會從繪畫講起，對比科技（如照相機）對傳統(tǒng)藝術的影響，并指出人類的知識不僅源于理性，更來自直覺。他說，科學是一種“通過解構進行重構”的人類行為藝術。這樣的課讓講臺下的學生陡生驚艷之感。

這門課火了，“幾乎天天有學生要求加課”，以至于從一開始50人的課堂擴大到160人的課堂。那是學校最大的教室。

這時候，馬兆遠想到，是時候把這門課的內容寫成書了。

他有兩個初衷：一是讓年輕人更多認識現(xiàn)代科學，使之具有真正的獨立思考能力和科學精神；二是把年輕人培養(yǎng)成人，而不是跟AI一樣的機器。他認為，被灌輸了那么多年的應試教育過時了，“我們的學生都認為老師有標準答案，這是不對的”。

出于這些考慮，在《世界的邏輯》末尾，馬兆遠在《應對不確定性的世界》一文中提出了名為“MAPLE”的未來教育體系——它由5個部分構成，分別是Math（數學）、Art（藝術）、Physics（物理學）、Literature（文學）和Engineering（工程學）。

其中，數學可以保證人與人工智能“新物種”的溝通能力，藝術保證人與自己內心的溝通能力，物理學保證人與自然科學的溝通能力，文學保證人與人的溝通能力，工程學則強調動手——能改變現(xiàn)實，可以保證人與未來的溝通能力。

借著這套厚達600多頁新書的出版，這位總是穿西裝、牛仔褲的教授打算進行一百場巡回演講，來分享他的思想。他的宣講重點是各地的高校，目標是那些年輕人。

馬兆遠為南科大商學院科技管理者項目授課。

“把才華浪費著玩的人”

國內有位老先生評價馬兆遠：一個把才華浪費著玩的人。大概意思是，按他的學術背景，沒有把既定路線走下去，就是浪費了。

這或許是對他出走物理圈的不滿。馬兆遠沒有后悔。他是從自我實現(xiàn)的角度看待自己的選擇，“35歲的時候，我考慮清楚了自己更感興趣的事情。作為一個科學家，我能完成的就這么多事兒了，（如果一直走下去）我能看到自己將來退休的時候是什么樣子”。

他自我評價是，“有北大人的一腔熱血”。他推崇中國古代“士”文化，就像譚嗣同那樣會選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情，他要做“中國知識分子在任何一個時代應該做的事兒”。對于2015年的馬兆遠來說，這件事就是推動中國的制造轉型。10年后，這件事變成了讓更多年輕人認識世界的邏輯。

之所以能如此不受拘束，馬兆遠將之歸因于，自己出生在一個相對富裕的時代。他的家庭為他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成長環(huán)境。父親在高校工作，母親是醫(yī)生，哥哥則是一個藝術家。他的高三幾乎是玩過來的，進而因為全國物理競賽被保送北大。

學術上，他屬于師出名門。大一的時候，物理學家甘子釗告訴他們，“在北大做物理，一生無怨無悔”；大二，物理教育家趙凱華為其講授熱力學；大三，他到加速器物理學家陳佳洱實驗室操作加速器，學會了實驗物理和貝葉斯統(tǒng)計；大四，他在物理學家王義遒實驗室研究量子電子學。到了牛津，現(xiàn)任英國物理學會（IOP）會長Keith是其導師，算下來他還是1925年諾獎得主James Frank的第四代弟子。

在牛津，剛剛退休的Roger Penrose教授會拉著馬兆遠聊《道德經》，只是馬兆遠當時一門心思放在了實驗上。那位退休老人在2020年獲得了諾獎。

馬兆遠很早就與斯坦福大學教授李飛飛熟識。他們會為人工智能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吵架、斗嘴。他后來為此寫了一本書，題目是《人工智能之不能》。

Keith、李飛飛和馬兆遠（從左至右）在謝菲爾德大學。

所有這些經歷中，真正讓馬兆遠感到震撼的，是身邊人對科學的真心熱愛。

他經常拿來示人的一個故事是：在牛津的時候，馬兆遠所在的課題組有位50多歲的博士后Steven Hopkins。這讓二十來歲的馬兆遠很是訝異。因為在傳統(tǒng)認知看來，50歲差不多是一個物理學家的職業(yè)末期了。隨后他才了解到，這位博士后本來是一位職業(yè)音樂家，在錄音室擔任鍵盤手和鋼琴師，卻在工作了20年后，40歲的時候突發(fā)奇想要讀一個物理學位。他先在英國開放大學拿到學位，再來牛津做博士后。2016年12月，Steven在杜倫大學以研究助理的身份退休，之后又回歸了樂隊生活。

馬兆遠悟了：科學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生的一部分?！拔覀円恢闭J為，做科學就必須成為科學家，之后就一定要拿諾獎。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span>

新的“折騰”

今年93歲的王義遒對馬兆遠不吝欣賞之情。他還為馬兆遠的新書寫了推薦序，并在文中提及了一段趣事。

當馬兆遠還是一名大四學生的時候，他在王義遒實驗室開啟了后來持續(xù)20年的研究方向。王義遒回憶，“20世紀末，我們量子電子學的研究缺房、缺錢、缺設備，處于半死不活的狀態(tài)。而當時還是學生的他，居然找到了彼時正紅火的山西‘煤老板’，要幫我們建設一個研究所?！?/span>

那件事雖然最后沒成，但證明了馬兆遠能折騰。

馬兆遠（右二）和南方科技大學畢業(yè)生在一起。

馬兆遠已經有了新的寫作計劃。他透露，他的下一本書是有關心靈的，寫作靈感來自羅素。

羅素一生橫跨1872年到1970年，經歷了英國的高速發(fā)展時期和平緩期。在這個大轉折中，當那個蒸蒸日上、有無數機會的時代已經過去，年輕人如何適應新的時代、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就成了一個巨大的課題。為此，羅素寫了一本書《幸福之路》。

對照中國的當下，馬兆遠認為，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焦慮叢生。他為此“啃”完了1000多頁的《羅素傳》，“我現(xiàn)在大概能用拼圖拼出羅素的思想”。他覺得，是時候寫一本中國版的《幸福之路》了。他要描述出，在一個成熟的社會里，年輕人該有的樣子，而不是奉“學以致用”“學優(yōu)則仕”為圭臬。他本人就是一個絕佳的“實驗樣本”。

他還有一個近乎石破天驚的計劃，那是一件“能在人類歷史上留下名字的事情”。

馬兆遠打算跟朋友謀劃開發(fā)一個月球太陽能基地。雖然說著這是“特別不靠譜的事兒”，他還是很認真地做了一個推演：在月球上建一座太陽能光場，這些能量通過激光可以發(fā)射回地球，再經過光電轉換即可。如果太陽能光場足夠大，就可以解決地球上的能源問題。

這個想法再次“激活”了馬兆遠，他需要這樣的興奮點。他一直認為，人一輩子能做很多事，但每隔幾年就需要重新找一個興奮點，而他現(xiàn)在40多歲，正是做事的時候。

這樣一位不愿被定義的教授，才不是把才華浪費著玩的人，只不過拒絕了傳統(tǒng)的按部就班。

*文中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